教育的随笔作文

教育的随笔作文

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，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作文吧，作文是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记叙方法。如何写一篇有思想、有文采的作文呢？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教育的随笔作文，欢迎阅读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

阿灵和阿盈母女俩剑拔弩张，时起勃谿。

在聚餐会上，阿灵气呼呼地说：“小孩才三岁呢，她却事事讲求教育原则，荒。唐！孩子不肯吃饭，她便把饭菜倒掉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，孩子已经三岁了，当然知道饥和饱的感觉，逼他，是违反生理需求的。她忘了，我以前是怎样喂她的。她不吃，我便把食物盛在保温盒里，带她到儿童游乐场去，当她忘情地玩着时，我便一口一口喂她，整一大碗的饭啊菜啊肉啊，吃得个一干二净；一顿饭，得花上一两个小时耶！照顾孩子呀，没耐心，能行吗？最气人的是，小豪豪不肯吃饭，我刻意做了小点心端给他吃，她居然还大发雷霆，说孩子已经三岁了，我这样惯他，等于是放纵他使性子。唉，可怜的小豪豪，才三岁啊！”

有一回，小豪豪攀着阳台的栏杆，好奇地俯瞰楼下众生。阿盈喝令他下来，然后，用藤条打他的手心，把他打得哇哇乱哭，阿灵骂她：“你疯了啦，孩子才三岁，你竟用体罚！”阿盈理直气壮地应道：“我一再告诫，叫他不准攀栏杆，万一跌了下去，连命都不保呀！他已经三岁了，这样重要的话都没放在心上，难道不该打吗？”阿灵心痛地说：“他才三岁呢，用藤条吓唬吓唬就可以了，干吗真个使劲去打呢？”阿盈叫道：“妈妈，你以为我在和豪豪玩游戏啊？不让他吃痛，他会记取教训吗？”阿灵生气地应道：“以前你小的时候，就算再调皮，我也不曾鞭打你啊！”

我注意到，在阿灵的叙述里，有几个“关键词汇”，那就是：“才”和“已经”、“以前”和“现在”。这几个词汇，恰好反映出两代之间对教育截然不同的看法。阿灵认为豪豪“才”三岁，还处于懵懂无知的年龄，需要呵护，所以，百般迁就；然而，阿盈却觉得豪豪“已经”三岁了，早已进入需要纪律对付的阶段了，所以，严立家规。母女势如水火，只因为教育理念不同。

曾经读过一则短文，文中通过一个有趣的小例子，写出了两代之间迥然而异的教育哲学。有一回，一位老妈妈远到澳大利亚去探望她的女儿和四岁的小孙女。三个人到海边去玩，老妈妈和女儿坐在阳伞下纳凉，当她看到蹲在沙滩上的孙女将一把泥沙塞进嘴里时，大惊失色地嚷道：“别，别吃！”说着，便要冲过去阻止，但是，女儿却一把扯住了她，气定神闲地说：“吃泥沙，有什么关系呢，就让她吃啊，如果她觉得不好吃，一定会吐出来的，以后，自然也就不会再吃啦！”

年长一辈的父母，实施的是间接的教育；年青一代的父母呢，强调的是直接的体验教育。直接教育所带来的不愉快经验，会让孩子铭记终生，永不再犯。间接教育呢，没有切肤之痛，父母循循善诱的语言，也许会成为孩子耳边一股无关痛痒的风。

爷爷和奶奶，应该与时并进，放心、放胆、放手，让亲爱的孩子以他们的理念和方式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。吃过泥沙的孩子，当会懂得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的道理。

记得在你上小学时，我曾经把我右大腿断过的位置给你看。我的右大腿断了之后，竟然自然地复原，但有一块小断骨没有自然接好而突出来。每次当我右大腿用力时，那块骨头就会突出来，这竟然成为我一生的身体特征。

那是我九岁时的一个凉爽夏日，因为前几天台风来袭，那天是台风后的凉快的日子。每次强台风来时，我们不是躲在木床底下过夜，就是跑到木板楼房底下，避免被掉下来的水泥屋瓦砸伤。那时候，大部分的住家不是草泥房，就是红瓦房。红瓦房是一层的。可是在红瓦屋顶的底下，是用结实的木材做的一层小阁楼，小阁楼可用来睡觉，我觉得这层木材阁楼的最大用处是躲避台风的威力，免得被吹下来的屋瓦砸伤。台风后大人们忙着清扫杯盘狼藉的家园，到处是屋瓦，每家的屋顶都开天窗，招牌到处都是，烧饭的木柴也滚得到处都是，垃圾更不用谈了。大人忙着清扫的同时，我们几个小孩也在躲了两天台风之后全部出来玩。

阿茂带来了一打番薯（地瓜），因为台风带来的雨水浸了番薯，阿茂家挖了很多番薯到菜市场卖。我们决定到香蕉园里烧番薯吃，然后再像以前一样，来个放屁比赛。阿森当然在，他在放屁时一定是冠军。土烤番薯（台湾人叫烘土火）是既不需工具也不花钱的。那时的小孩哪有钱买工具。

我们在香蕉园里找了一个平坦干净的角落，用手把脏东西拨开。阿茂捡了一根足足两英尺长的粗粗的树枝开始在地上挖洞。我家乡的泥土是壤土，不硬也不松，用树枝挖泥洞时要尽量保住一块块的泥块，泥块要有大有小。泥土上挖的洞大概要一英尺深。有一边要斜斜地深进去，以便放进烧火用的树叶或干枝。这其实是挖小土窑。阿茂累了，阿森就轮流挖，我的手臂不够强壮，挖泥洞总是轮不到我。他们说读书成绩好的阿雄没力气挖土窑。我们挖好了洞，把大泥块开始沿着泥洞周围上方的边缘堆。斜斜深进去的这一边要空出来，空出来这边是烧火用，而且必须在风头，烧火的烟不能向自己的脸及眼睛这边吹，否则会泪水鼻涕齐流的。我们把泥块一圈一圈地向上叠，泥块的中间及底下是空的洞。越向上叠泥块越小，中间顶上的洞也越小。最后把小泥块放在顶上，一个金字塔形状而中空的小土窑就完成了。有时不小心像金字塔状垒起的泥块会崩塌，万一垮了，我们只得耐心地、小心地再把一块一块的泥块堆上去。那天运气不错，金字塔的泥块没有崩塌。就在金字塔顶上的最后一块泥块放上时，远远传来拍掌的声音及女孩子的笑声。

原来阿芬、阿惠及阿美听到我们在“烘土火”（土烤番薯）都跑来了。捡树枝及树叶，人越多越好，七八个男孩女孩分散在各个方向收集树枝及树叶。阿茂负责起火，等到烧的材料堆到一定高度，我们就一起轮流放烧的干枝及树叶。在香蕉园跑来跑去，有时不小心就踩到了小孩的粪便。那时候乡下卫生设备不良，很多小孩喜欢到香蕉园大便。这也是自然的肥料。我们在泥块土窑里继续放烧的东西，一直烧到泥块都通红。泥洞里有火热的灰，把未完全燃烧的东西清掉，然后把生番薯放在热灰上并排成一层，小心地用两根树枝像筷子那样，把热泥块从上面捡起来放在第一层的番薯上，并把热泥块打碎盖在番薯上。然后又放第二层番薯，又放打碎的热泥块在上面。就这样，所有番薯都放在热泥土里。最后，又放泥土把热泥也盖住免得热气散掉。

我们要求女孩们看着土窑以免被偷，我们男孩跑到田埂上去捉青蛙，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我们回来把泥土挖开，热滚滚的土烤番薯真是别有一番味道。吃了土烤番薯一小时后，就是放屁比赛的时间了。佩儿，你晓得吃番薯会使人放较多的屁。放屁比赛是比赛声音的次数，屁声最多就赢。阿森相当厉害，他那天破纪录。他把一大声的响屁，竟然用肛门肌肉来控制一点一点出来。他的屁声控制得很短，有时声小得几乎听不到，有时屁声是细细长长的。他以前的纪录是十声。那天番薯吃多了，屁声抑扬顿挫，把我们几个人笑得腰都伸不直。到他放第十二声时，我们都笑得站不起来。女孩子们更是在地上笑得打滚。阿森更把每两声的屁声 ……此处隐藏1411个字……而平庸又是羞耻的话，那这地球上的60亿人口，我估计至少得有59亿人感到无地自容。

我是“草根”家庭出生的孩子。我们家住的房子又破又小，我住的那条街在当年被叫做“脏街”。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出门，父亲总要叮嘱我：“不要做坏事，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不要乘人之危。”

母亲对我的影响，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母亲小心翼翼地刮面口袋上仅存的一点面粉，为家里人做疙瘩汤当晚饭。这个时候来了个乞讨者。母亲对乞讨者说，没有什么给你的，你也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喝一碗疙瘩汤吧！母亲把本来属于她的那碗给了乞讨者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。

我的孩子上中学时，我给他画了一个数轴。中间是零，右面是正数，左面是负数。我告诉他，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社会的数轴上。我们把负数这边归结为那些不幸的人、不幸的家庭。所谓负数，并不是对他们的否定，而是表示他们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付出的努力会比常人更多。比如：有的家庭有病人，有的家庭先天贫穷。

我帮儿子分析，我们的家庭，应该在数轴的正数位置。但同时我又告诉他，他的人生应该从零这个点开始。而把自己今后的目标，定在这个数轴的哪个刻度上，是需要由他自己决定的。假设他把成为比尔·盖茨那样的人，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也许他会终日在一个问题上纠结：“为什么比尔·盖茨能做到的，我却做不到？”当孩子发现这个目标无论怎么努力都实现不了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觉很沮丧、很痛苦。所以，这个目标刻度的位置，应该让孩子根据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，以及他自身的特长与能力来划出。

我希望你大学毕业之后，用挣来的工资首先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。然后你看那边还有小汽车。要是你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的话，那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如果努力后仍然没有达到目标，那么街上的宝马、奔驰，你就把它当成风景，看一看就好。

有时候，进城打工的孩子会给我一种震撼。

有一天我去开门，我看到给我家送水的完全是一张少年的脸。我问孩子多大了，他说16岁。那么热的天，一桶纯净水有20斤，被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扛上楼来，看着让人心疼啊！我又问他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他说是计件发工资的。我说我家要是住在顶层呢？他说那也得扛上去。那样的孩子，干一天活，他们一定累得倒头就睡。他们挣的辛苦钱也一定舍不得乱花。有可能要寄回家里，给弟弟、妹妹当学费。

我建议父母们把这些打工孩子的经历讲给儿女听，并与他们站在平等的位置进行讨论。至少要告诉孩子，他们在现在这个年纪，是不用自己出去谋生，甚至要养活一家老小的。

许多父母在孩子面前会觉得很内疚。他们总在心里琢磨，怎么能给儿女更好一点的生活。儿子想要一双耐克鞋，妈妈拿出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给儿子买；儿子想要一个苹果手机，妈妈拿出一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满足他。凭什么给他买啊？父母这样纵容、娇惯孩子，父母是不是也有自身的问题呢？

在孩子幼年时期，家长要让孩子学习“善”与“智”，启发孩子动脑，鼓励孩子更多思考，让孩子学习宽容和理性。我的建议有八个字，那就是父母要引导孩子：知礼、达理、尚文、温文。知礼就是有礼貌；达理就是懂道理；尚文就是不要崇尚权力、金钱，否则一生痛苦、永无幸福感；温文就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力量

晚年梁实秋在给女儿文蔷的一封信中说：“孩子长大了，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谈。实在是最好的事。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导就好，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互信的关系，这实在是真正的健全的伦理……”另外一封信中说：“×××哭诉儿子不孝顺。头脑落伍。‘孝顺’二字早该弃置不用了。如果孩子态度不好，那是做父母的教养之道有毛病，除了自责，别无话说。周作人说过一句话，‘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’。我深以为然。”

这段话道出了梁实秋的教子之道，即，把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，当作朋友来对待。此虽非什么惊天哲理，但能以之为原则坚持下来，也不是易事。尤其是梁实秋生活的年代，尚在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，不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已是先知先觉，走在了前面。

梁实秋本有三女一子，其中二女早天，剩下大女儿文茜、儿子文骐、小女儿文蔷。在儿女们的记忆里，梁实秋是一个慈父，而不是严父。他喜欢讲故事，儿女们很爱听，每天晚上都要凑到他的卧室里来缠着他讲故事。他常常即兴发挥，妙趣横生，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。说到伤悲处，孩子们也会潸然泪下。一次，他讲一个孩子走丢了，找不到妈妈了。文蔷哭起来。梁实秋的妻子就责骂他总把孩子逗哭，于是梁实秋接着讲，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，把他寄回了家，文蔷才破涕为笑。听故事过程中，孩子们有时困极了，蜷缩在他的身边睡过去。粱实秋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床，给他们盖好被子，舔犊之情殷殷至深。

梁实秋夫妇不对孩子声色俱厉，他们采取以身作则，无为而治的办法。文蔷初中时留级，自己感觉很惭愧，但梁实秋只是叹了口气，并没责备她。文蔷回忆，当时只感到侥幸，日后才悟出父母对自己的慈爱、体贴和谅解。

1949年后，文茜和文骐因为要继续上学，留在了北京，小女儿文蔷则跟父母来到了台湾。对身边惟一的女儿，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。其实这也是该时代的总体特征。文蔷小时问的有关性的问题，都没得到回答。后来渐渐悟出这是不能提的事。因此，到了十二三岁仍糊里糊涂，不懂人事。等到她上了大学，有一天回家，看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本有关生理卫生的杂志。她很奇怪，因为这种杂志是从来不进家门的，哪儿来的呢？她好奇地拿起来翻阅。一看，恍然大悟，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。文蔷看完后也不作声。过了几天，家中又出现一本，是第二期。这时她才明白，这是父母有计划的预谋，要给她一些必要的知识。这种神秘的杂志出现了几次之后，叉神秘地在家中消失。于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圆满结束了。文蔷说，这种教法虽然不够理想，但是妈妈爸爸居然想到了，尽力而为了，已是不易。

不过，作为慈父的梁实秋也有极少的暴力的时候。在文蔷记忆中，有一年冬天大清早，她不肯穿裤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儿，谁劝也不听。父亲火起，把她抓起来，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；然后再抓起来，再扔，把她扔得头昏眼花。棉被很软，摔上去一点也不疼，但是父亲的盛怒和暴力却让文蔷难忘。她说自此以后。她就学会了穿了裤子才能出门。这听起来有点好笑。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，但若辨证地看，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。

大女儿文茜也有类似的经历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有一天梁实秋正在午睡，文茜一个人在楼下客厅里描红模子练字。她低头看到墨极黑，抬头看墙很白，幼稚的她就想，如果在白白的墙上涂一个黑黑的十字，一定很好看。于是，她端起小凳子，站上去画了个十字，黑白分明，十分耀眼。正在独自欣赏的时候，梁实秋午睡后从楼上走下来，看到涂黑的墙，勃然大怒，打了女儿几杖，并令她罚跪不起。文茜吓哭了，哭了半天也没人理她，直到跪地沉沉睡去。后来，还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，此事才作罢。文茜说，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敢在墙上题××到此一游的墨迹，“看到别人乱涂，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。此之谓家教。”她对父亲的责打没有怨言，甚或还有感激。

无论采取什么方法，只要因人施教，把孩子引上正途，这种家教就应该是成功的。